学术研究仅是书生管见，但任何伟大的实践者都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共识，在具体的实践中不断推动目标的点滴实现。

主张从中国当代历史现实中发掘时代精神的价值论者。也有从历史哲学中发掘时代精神的学者。

这不仅没有取消政治，而是将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进行了界分，并将宪法视为是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的结构耦合，两个系统之间通过宪法能够形成激扰。德国的国家法实证主义在宪法学中开启了这种去政治化的趋势，凯尔森则将这种政治与法规范的区分发挥到极致，视法的运行为一种规范上的应然，而不受政治权力和政治意志的干涉。3.与超越宪法文本和西方中心主义相关的是反对宪法司法化，超越法院宪法。在政治宪法学者看来，对于宪法的研究不应仅拘于对宪法规范的理解或解释，而是应将视野扩大至国家统治或者政治的正当性层面，由此解决宪法作为规范体系本身所具有的逻辑性有余而正当性不足的问题。政治宪法学从产生伊始就具有很强烈的批判意识：反对用西方的标准审视中国宪法，包括宪法文本和宪法的实施。

有鉴于此，需要对中国的政治宪法学进行一个系统的述评。就此而言，中国的宪法学之争更多是一种理论之争或者方向之争，而非典型意义上的方法之争，这也是后世学者将魏玛宪法时期的国家法争论定位于方法与方向之争[121]的原因所在。一般来说，市民社会是一种主观自由的发达型态，它拒绝约束和限制，既不喜欢传统礼俗共同体的伦理自律，也不喜欢民族国家的边界限制。

由于受到孟德斯鸠的告诫，权力过分集中不是一件好事，宪法主流理论一直强调的是权力分解的一面。[3] 此外，有的学者从新中国建国以来的政治习惯入手，试图提炼出中国的宪法模式。在他的论述中，市民社会是外在于国家的存在，处于自然社会（家庭）和政治社会（国家）之间。总之，经过二百多年的政治实践，现代国家的特征和内部结构已经超越了卢梭的主权者—政府—臣民的结构范式，中间出现了市民社会以及其他复杂的制度关联。

而当革命成功，共同体的个体成员公民成立制宪大会，通过选举和商议制定和修改宪法的时候，这时候就在主权者与臣民之间建立了主动关联性。这一点是我国当前宪法学研究继受西方宪法理论时必须加以关注的。

[32] 参见汉斯?凯尔森:谁应成为宪法的守护者？，张龑译，《历史法学研究》，许章润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当个体公民不再想要保留现有的政府形式，而政府等执政者拒绝改革与调整，主权人民就会迫不得已，以广场政治的形式行使自己的主权权力，重新开启制宪权，旧的政治体死亡，新的政治体涅槃重生。当人民不得不以广场政治的方式行使主权权力，不再保留旧的政治体，重新制定新宪法的时候，这时候表达的是主权者与个体臣民之间是被动关联性。公民因各种情势之需要，不得不走上广场，采取非制度化的方式展示其主权者意志。

随着自由观念取得合法性，个体或者说私人自治释放出巨大的创造力。不可否认，宪法法院的权力带有明显的司法特征，但更多的则是政治属性。最具代表性的是两个思想进路，一是政治哲学和政治法学的研究，从制宪权和根本法角度观察宪法。考虑到政府本身是一个人民意志的代理和执行机构，中间项的功能就可以表达为执政权，人民要想实现自我统治，需要一个中间机构行使执政权。

既然任何行动都是意志与力量的结合，而主权意志没有具体的物理力量是无法行动的。2）消极地位（status negativus）包含个人免受国家干涉的自由。

前者通过使命—代表的方式实现其执政权，后者通过选举—代表来运转政府。公民一般面对的都是政府，但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越过政府直接行使其主权者资格，故这四种地位既可能表达的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也可能表达的是公民与主权人民之间的关系，只是这样一种关系需要给予系统性地制度建构。

显然，持此种观点者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宪法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准确地指出党的领导在我国宪法结构中的必要性，但是持论者未能从理论根本处去思考，也就洞察不到现代宪法包含两种人民意志贯彻实现的执政结构，二者不可偏废，更不可简单地用政党执政结构超越或取代代议执政结构。前者执行的是主权者意志，后者则是在政府框架之内，执行的是议会立法意志。六、结语 走笔至此，政治宪法学的理论基础和任务已然清楚，单纯追求一种像古代一样有德性的价值秩序，抑或是一种静态的比例平衡秩序，面对复杂的现代政治经济生活，都已不合时宜。为此，政治宪法学的抱负并不只是表面上看到的，从政治实践出发，从制度事实入手，摸索中国道路，而是从根本处思考政治秩序原理，面对中国的超大体量，寻求一种可在政治体的分解和建构、秩序与自由之间实现多元一统的宪法秩序观。从政治体结构上看，需要将视野从政府与市民社会的对立拓展到主权人民与民族国家人口（臣民之集合）之间的张力上来，由此可以发现，选择哪种执政模式非常重要。由此，君主不再是主权者，宗教神权与世俗君主之间不会再起战争，而君主既然在人民之下，也就不能凌驾于政府之上，而是成为政府中的君主。

在主权：执政者（政党或政府）：臣民之外，着力在主权者与臣民之间建设积极和消极的关联性，是政治宪法的主要关注点和重要贡献所在。国家治理 引言 政治宪法学和规范/司法宪法学[1]是我国当前宪法学研究最受关注的两个研究方向或流派。

当问题是，按照法则我当如何生活，则意味着动机原则。[10] 这个担当执政功能的中间机构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政党，就此可以从卢梭的政治体平衡结构进一步提取出两个基础性结构：一是代议政府的执政结构，二是政党领导的执政结构。

参见凌斌：《什么是法教义学：一个法哲学追问》，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1期。[14]在此基础上，一当明了两种执政模式的关系，各种宪法理论对于我国宪法结构的解读就可以获得更准确的评判。

[23]从一般议会制的政治实践上观察，拥有行政执行权的机关由占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组建，行政机关受代议制机关的监督并对其负责。卢梭所处的时代，政党政治还不发达，他所关注的主要是第一种执政模式，也是现代国家普遍采取的执政模式。探究民族国家还是市民社会的历史先后，对于认识政治体的意义甚微，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才是大义。1. 公民的四种主权地位 关于政治体个体成员的法政地位，传统公法理论中真正详细阐述的文献不多。

政治体的生成在现代话语里表述就是制宪权，一般来说，制宪权来自革命胜利，然而，革命胜利本身并不能给胜利者当然带来统治的合法性，为此，从革命的例外状态过渡到秩序状态，现代国家无不采取立宪方式。对应公民的四种主权地位，在代议制度外，政治体还应在主权者和公民之间，建立其他可以直接沟通二者的制度。

前者的运用突出宪法的政治性，后者落实于日常秩序。三是多元社会形成之后，必然会形成一种社会分化的力量和趋势，宪法就此只是一种解构的宪法，但是，政治体必须保持统一性，统合多元力量为一体，既要保证人民有能力驾驭政府，还要保证主权者对市民社会具有统合的能力，也即确保宪法是一种建构的宪法。

二者兼得，意味着追求政治体的平衡还不足以为政治宪法学奠基，政治宪法学的理论任务在于，如何保证政治体具备多元而又一统的分解与建构的综合能力。而以之和它的同类相比较时，则称它为政权。

在这个基础上，康德开始进一步思考政府结构，也即国家权力的问题。[27]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阳、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34页。当它是被动时，它的成员就称它为国家，当它是主动时，就称它为主权者。政治体的生成来自于这样一次缔约行为，而且不是随便哪一次，而是历史上最初的缔约。

[35] 参见施米特：《宪法的守护者》，李君韬、苏慧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5页。宪法秩序是立宪之后的规范状态，但是，确立宪法秩序的目的就是为了不再需要立宪，凡执政者都会尽可能避免激进的人民出场的常态化，以诉诸政府治理的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在秩序与自由之间寻求合比例的平衡关系。

高全喜：《政治宪法学的兴起与嬗变》，《交大法学》2012年第1期。德国公法大家格奥尔格·耶利内克创造性地提出四种地位理论，[29]尽管这一理论已从当代公法学的视野中逐渐淡去，实际上它仍旧是对公民法政地位最充分的阐述。

参见卡尔?施米特：《宪法的守护者》，李君韬、苏慧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这里的政府不是行政执行意义上的政府，而是作为主权意志代表的政府。